现在吃红烧肉太平常了，可是在四十多年前，吃一次红烧肉真是难上加难。
在北大荒第一次吃红烧肉的经历让我永远难忘。
那是1969年的最后一天。传说中的红烧肉就要在中午来临了，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北京知青，兴奋得早起了两个小时。下乡之前，兵团来招人的军人作动员报告时说：“地头上放着两个大桶，一个里面放着红烧肉，一个里面放着大白馒头，干完活儿就能在地头可劲地吃红烧肉了。为什么在地头吃呢？咱们那里田多地大啊。”有人流着口水问都是什么时候吃红烧肉，那位军人说“一年到头”。可是下乡后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红烧肉。问连队的领导，领导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是一年到头啊，从1月1日到12月31日就吃一顿！”
本来在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曾经有可能吃上红烧肉，可是不知突然从哪里冒出一个慰问团，那本来给我们准备的红烧肉慰问了他们。原来他们是打着慰问的旗号抢我们的红烧肉来了，我们气得给他们乃至所有的类似团体起了个绰号：闻味团。
为了迎接这1969年“一年到头”的红烧肉，我们都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军装（父母做的而非兵团发的），或是一身蓝色的学生装，里面还穿件呢子衣服，里面的衣服长一截，那时把这种穿法叫二层楼。一个个打扮得像是迷你版的军官或是小型的县太爷，用当地人的话是“手心长胡子，小老样儿吧。”
由于起得太早加上没吃早饭，我们都抱着饭盒在自己的铺上睡着了。睡着，还没有梦到吃红烧肉，老排长的一阵喊叫又把我们从梦中惊醒。“怎么？开饭了？快冲啊。”我们抄起一直搂在怀里的饭盒就往外跑。老排长拦住我们说：“不是开饭了，是上级派来了演出队，来慰问我们了，现在赶紧去礼堂。”
什么？“闻味团”又来了？又来抢我们的红烧肉来了？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们呆若木鸡。在万分不愿意甚至是愤怒的情绪下，我们怀揣着饭盒进了礼堂。
由于我们心中想着红烧肉，所以看着演员的红脸蛋都像红烧肉，看着他们手中的旗子也像红烧肉，看着他们唱歌就觉得是在做吃肉前的热身准备活动。当报幕员报出最后一个节目时，我们再也坐不住了，一窝蜂地夺门而出，飞一般地逃离礼堂冲向了食堂。
我们每人都买了两份红烧肉。看到饭盒里油汪汪的红烧肉时，我们心里踏实下来了。不知何时下起的雪花飞舞着轻吻我们的脸颊，我们捧着饭盒慢慢地往宿舍走，似乎是在享受这胜利的喜悦。
回到宿舍，我们打开饭盒，准备大吃一番。这是来兵团的第一次红烧肉啊。
“演出队在礼堂啃自带的凉馒头、喝白开水呢。”有人得意地说。
我们大吃一惊：他们不是来抢红烧肉的啊？
还没从这一尴尬中摆脱，又一个消息让我们汗颜：“你们每人买了两份，我们就买不上了。你们才来四个月就吃上红烧肉了，阿拉来了一年，也没有吃上啊。”一位上海知青说完后一声叹息。
我们吃不下去了，都坐在自己的铺前发呆，就像早上等红烧肉一样。见此情此景，老排长发话了：“你们愣着干吗？你们吃吧，你们一个个长得五小三细的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津、哈、沪、黑的知青都长硬棒了，少吃一顿没事。等以后条件好了，咱们一个月吃它一次！”他的话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觉得好笑。一个月吃一次红烧肉？老排长也学会吹牛了！
我们经过磋商后决定，把红烧肉省出一多半儿来送给演出队。作出这决定后我们互相击掌，然后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。老排长为我们鼓掌并带我们前往。可是当我们把红烧肉送到大礼堂时，演出队已经收拾好道具上车了，那个拉手风琴的女孩还拖着腿。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她的脚冻了，连棉鞋都穿不上，可是依然要来，她和我们同龄，也是北京知青。
看到我们送的红烧肉，演出队的人又从嘎斯卡车上下来，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不要。可是我们不干，坚持不收就不让开车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最后还是老排长说：“这些个北京小嘎（意为小伙）脾气可厉害啦，在北京就是什么顽主，他们想干吗就干吗。你们再不收，他们弄不好就卸车轱辘了啊。”
收下了红烧肉，演出队有不少人流泪了。车开动后老排长大喊：“下回来时把小饭盆带回来。”
看着车渐渐远去，我们心中有一种自豪感。年纪最小的小郑说：“明天我就十五了。”
我们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我们十七了。”
老排长抹去泪水后说：“将来一个月吃一次红烧肉。”
我们都笑了，笑老排长吹牛成习惯了。
这就是在北大荒第一次吃红烧肉的经历。
没想到，这才过去多少年啊，改革开放后，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只要你想吃红烧肉，天天可以吃，顿顿可以吃，就怕你吃腻了。
（：于彬）
（余娟摘自《北京晚报》）
